中国历史第14讲——隋唐（上）：科举、运河与世界帝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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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讲隋唐（上）：科举、运河与世界帝国

一、场景钩子 + 核心追问

大业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六百零五年，一位名叫麻叔谋的河工把铁锹插进汴水岸边的淤泥时，他闻到的第一股气味是烂草根混着死鱼的味道。他不知道，这一锹下去，要在八年里征用超过一百万民夫，挖出一条全长两千七百公里、把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条大河串成一根绳子的水道。他更不知道，这条河在隋朝手里是绞索，在唐朝手里却成了血脉。

同一片天空下，三十年后的长安城里，一个叫李贺的少年不会知道，他将来要参加的那种考试，正在被一个刚坐稳江山的家族悄悄改造成帝国的根基。隋文帝开皇七年设的"志行修谨"与"清平干济"二科，到了唐代被熬成进士、明经两科，再后来，全中国的读书人都要靠它决定自己是做县令还是做佃户。

这两件事看起来毫不相干：一条河，一场考试。可它们合在一起，问出了本讲的核心问题：为什么隋唐能把魏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重新焊成大一统，并且焊出一个东亚从未有过的、半径数千公里的世界帝国？答案不在某一位明君，而在河与科两道焊缝里。

二、因果交响

要解释隋唐的体量，先得说清楚它接手的是个什么摊子。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，北方是游牧贵族与汉族豪强的混合政权，南方是门阀士族撑起的偏安朝廷。每一个政权都困在同一个死结里：皇帝要靠军事贵族打仗，可军事贵族一旦坐大就敢废立皇帝；皇帝要任用文人治国，可文人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士族，选谁都等于把权力交给某一个家族。这是一个谁也统一不了谁的格局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"人"从血缘和地缘的网里单独抽出来，直接交给朝廷。

大运河解决的，是第一个死结的地理部分。在隋之前，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在悄悄南移，南方的稻米、绢帛、铜钱越来越多，可北方政治中心需要的粮食和物资，只能靠陆路牛车一点点往北挪，一车粮运到长安要消耗掉车上大半。运河一旦贯通，南方的米从杭州上船，经江南河、邗沟、通济渠直抵洛阳，再转永济渠北上涿郡，成本降到陆运的十几分之一。这不只是省钱，这是把"南方"从地理上拉进了"朝廷"的口袋。没有这条河，长安和洛阳就永远要为一口饭发愁，所谓的世界帝国连自己的首都都喂不饱。

科举解决的，是第二个死结的政治部分。九品中正制下，选官看的是"门第"，也就是你爷爷是谁。科举把标准换成了"试卷"，也就是你能写出什么。这一换，朝廷就不必再求着士族分权，而可以从天下寒门里直接抓人：你考上了，你的忠诚对象就是皇帝，因为你的官位是皇帝给的，不是你舅舅给的。唐太宗那句"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"，翻成白话就是：我用一张纸一张榜，把所有可能造反的聪明人，都变成了替我干活的人。科举不是民主，它是一道精巧的抽血针——把地方上的精英血液，抽到中央的血管里。

这两件事还要加第三维：军事与民族。隋唐皇室本身出身关陇军事集团，身上流着鲜卑和汉混杂的血。北周宇文泰发明的府兵制，让兵农合一、军人平时种地战时出征，既不养庞大的职业军队拖累财政，又能保持战斗力。唐朝继承并改良它，加上胡汉不通婚的界限早已在数百年混居里磨平，这个帝国从基因上就不排斥"异质"。当波斯商人、粟特武士、日本留学生、新罗留学生都出现在长安街头时，那不是宽容，那是这个帝国知道自己够大、够杂、消化得了。

还有第四维必须补上：当内部被河与科焊牢之后，唐朝才有资本向外张开。它重建并升级了汉末以来中断的丝绸之路，在安西、北庭设都护府，把今天的新疆、中亚大片绿洲纳入军事保护伞下。粟特商队从撒马尔罕出发，驮着香料、宝石、舞女和景教经文，一路东来；唐朝的丝绸、瓷器、纸张向西逆流。长安因此不只是中国的首都，而是整个欧亚大陆东端的结算中心。一个日本留学生、一个波斯拜火教祭司、一个岭南的佐史，能在同一座城里各自讨生活，这件事本身就是"世界帝国"四个字最硬的证据。如果没有内部的整合打底，这种外向的开放一天也撑不住——突厥一来，丝路就断；丝路一断，长安就穷；长安一穷，朝廷就只能收回门来自己过日子。

但这三股力也带着自己的反噬。运河把南方绑死在北方，意味着南方一旦自己能立门户，离心力就极强；科举把天下英才抽进官场，意味着落第者的怨恨也集中到了朝廷头上；府兵制依赖均田制分给军人土地，一旦土地兼并加剧、军人无田可种，兵农合一就瓦解，唐朝后来不得不改用募兵，养出安禄山这种尾大不掉的边将。盛唐的根基里，已经埋好了中唐的裂缝。历史没有注定。运河、科举、府兵没有谁规定它们必然走向开元盛世，它们同样可以走向另一种结局：一个被漕运拖垮财政的朝廷，或者一个被落第书生推翻的考场。

把这三维拧成一股：运河把物资从南抽到北，科举把人才从下抽到上，府兵与胡汉融合把武力与包容拧在一起。三者互相喂养——没有运河运粮，长安养不起庞大的官僚与军队；没有科举供人，运河修起来也没人管理调度；没有军事底气，开放就会变成被吞。历史没有注定。如果隋朝没把运河挖通，或者唐朝没把科举扶正，中原很可能回到若干个区域政权各过各日子的老路，就像欧洲后来那样，再也没有一个"中国"能把它们重新合拢。

这套整合最终落在一个硬指标上：规模。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官方登记的户数约九百万、口数约五千二百万，是当时全世界体量最大的统一政权。长安城周长七十多里，坊市一百零八格，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可能逼近百万，是君士坦丁堡的数倍。这样一个数字，靠的是运河把江南的米喂进北方、科举把各地的精英收进中枢、府兵把边境守在千里之外，三者缺一不可。罗马的版图也曾庞大，可它靠的是军事征服与奴隶经济，没有一套把"人才从底层抽上来、把物资从远处拉过来"的内循环。唐的独特，正在于它用河与科两道日常机制，把统一变成了一件可以自我维持、不必年年打仗的事。

因果交响收束：隋唐世界帝国的体量，是"一条河把空间压扁、一场考试把人才拉直、一身混血把边界化开"三股力同时发力的结果，缺一不可。

三、日常锚点

贞观十二年春，江苏常州一个叫沈谦的十九岁书生，在天没亮时摸黑起了床。他娘把一瓦罐冷粥塞进他包袱，粥面上浮着几粒没化开的米，他闻到的味道是灶灰混着米香，还有他娘手指上那股常年浆洗衣服的碱味。他要去长安考明经科，路上要走四个月，其中一段要坐运河的船。

他在扬州上船那天，河面上全是桅杆，像一片倒插在水里的树林，不是树，是密密麻麻挨着的帆。船过通济渠时，他看见岸上纤夫弓着背，脊梁骨一节节凸起，号子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："河广不及十丈，而两岸炊烟相接，卖饼者、补锅者、说书者，皆倚船为生。"一条河养活的，不只是朝廷的粮，还有岸上这整条人命的产业链。

到了长安，他租住在一个叫"赁宅"的坊里，隔壁是个失意的进士，每夜读书到油灯结了花。沈谦考了三次才中明经，放榜那天他站在尚书省外墙根，手抖得连喜报都接不住。中第后他分到岭南一个小县做佐史，离长安三千里。他没回过家，但他每年托人带回的，不是银钱，而是一封封写给族中子弟的信："吾以一介寒素，得厕衣冠之列，皆由科目。"意思是：我们这种没背景的人，能穿上官服，全是因为这场考试。

沈谦到岭南后，才知道"天下"二字的另一面。那里湿热，蚊虫绕灯成团，他带来的江南被褥半年就沤烂了。县里识字的人少，他既要管户籍、收租庸调，又要替百姓写状子、教蒙童认字。他后来在一封信里写："此间无雪，亦无长安之灯火，然民淳朴，争讼少，吾得偷闲读《汉书》。"一个被科举抽离故土的寒门子弟，在帝国最边缘的县里，用一支笔替朝廷维持着最基层的秩序。他一辈子没回过常州，死时名下只有几卷书和一瓮没寄出的家信。

沈谦的一生，就是运河与科举两张网交叉处的一个结。他被河运来，被科考走，最后落在帝国最偏远的角落替它站岗。盛唐的"世界"二字，落到他身上，不过是一瓦罐冷粥、一条满是帆的河、和一封永远寄不到家的信。可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结，把这座世界帝国从长安一直缝到了南海边。我们记住盛唐，常常想起李白的酒和杨贵妃的霓裳；但真正撑起那个"盛"字的，是沈谦们在岭南湿热的灯下，一遍遍抄写的户籍与课本。

四、历史岔路口

隋唐之前，其实有过另一套可能。北朝的某些政权，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，走的是"全盘汉化、与士族共治"的路：皇帝娶汉人士族之女，士族子弟做官，胡汉通婚，看起来最太平。可这条路的问题是，它把权力又交还给了士族，皇帝依旧被门第绑架。倘若隋唐继承了这一脉，而不是用科举把这层网割断，中国很可能长成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"王权加贵族"结构，统一会是松散的、靠联姻维持的，随时能散。

另一条没走上的路在运河。隋炀帝征高句丽、开运河几乎同时进行，把民力透支到崩溃，运河在他手里是催命符。如果杨广肯把运河分作两代完成，先通济渠、后永济渠，把三征高句丽往后推三十年，隋朝未必速亡，运河也不必背负"暴政"的骂名。历史没有注定。唐朝捡起这条河时，它已经是一条现成的血管，只需接上自己的心脏。隋炀帝的贪婪，意外地给唐朝留下了一件它自己未必有耐心去造的利器。

五、破除误解

误解一：隋炀帝只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。其实他开运河、创科举、打通西域，每一项都是奠定隋唐帝国骨架的工程；他的罪不在"做了什么"，而在"同时做、催着做"，把三代人的活压在一代人身上，压垮了隋朝，却把果实留给了唐朝。

误解二：大运河纯粹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。其实它在此后千年里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大动脉，唐代的含嘉仓能储粮数百万石，靠的就是运河把江南的米源源北送；没有它，长安洛阳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，更别说养一支对外扩张的军队。

误解三：唐朝的开放是因为它本来就强大。其实开放是结果不是原因：正因为它用科举把内部整合牢了、用运河把物资打通了，才有余力容纳胡商、留学生与异教；强大是整合的产物，开放是强大的外溢，顺序不能颠倒。

六、趣识与横切

含嘉仓是洛阳城下的一个地下粮城，1970年代发掘时，仓窖里竟还能找到千年不腐的炭化谷子，有的颗粒清晰可辨。考古人员估算，全仓最多可储粮五百八十万石，相当于当时数十万人的年口粮。一座地下仓库，比很多王朝的国库都实在。它沉默地证明，帝国的体面最后都依靠地底这一仓仓不会说话的谷子。

长安城在盛唐时是个真正的国际码头。史料记载，西市有波斯邸、胡姬酒肆，粟特商人的画像砖上，他们深目高鼻、身着圆领窄袖胡服。日本遣唐使前后十九次渡海而来，最惨的一次，一船百余人漂到海中，归国者仅剩极少数。他们带回日本的，不止佛经与文书，还有长安的城市规划——后来的平城京、平安京，几乎是长安的缩小复印本。

还有一件小事：唐代进士放榜后，新科进士要去曲江池宴饮，叫做"曲江宴"，长安城的百姓会涌去看新科进士长什么样。那场面不像发榜，像今天的追星现场。一个读书人一生最风光的一天，是被全城人当作角儿来围观的。

唐朝人出门要带一种叫"过所"的通行证，由官府签发，上面写明姓名、年龄、容貌、随带物品和要去的地方，过津渡关隘都得查验。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过所文书里，有一个叫石染典的粟特商人，要从安西去瓜州做生意，文书上连他买的十九匹绢、两匹夹缬、一头牛都登记在册。一张纸管住了一个人的脚程，也管住了整个帝国的物流与税源——这是运河与科举之外，另一套看不见的"缝合法"。

再补一笔：隋炀帝开运河时用的民夫，很多是"罪人"和"民户轮番"，法律规定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，可大业年间的征发动辄超时数月。运河确实是伟业，但它的每一里泥土里，都掺着一个家庭的离散。唐朝接手后把劳役折成租庸调里的"庸"，允许纳绢代役，才算把这条河从白骨上稍稍挪开了一点。

运河还意外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"汇票"之一——飞钱。商人把钱存进长安的诸道进奏院或富商号铺，拿到一张写明金额的凭证，带到地方上凭票取款，不必扛着沉甸甸的铜钱走几千里。飞钱不算是纸币，却已经是"钱可以离开金属身子、变成一张纸去旅行"的雏形。这条河把物资拉平了，也把"钱"本身拉成了另一副模样，为几百年后宋代的交子埋下了第一道伏笔。

七、承前启后 + 一句话记住

从隋到唐，河与科两道焊缝把一个分裂三百年的中原重新拧成了"中国"。可大一统只是舞台，真正让这个帝国有了温度、有了人味的，是站在那座舞台上吟诗的人，和台下听诗的、卖炭的、种田的普通人。下一讲，我们把镜头从运河与考场，摇到唐诗与盛世的普通人身上——从杜甫到卖炭翁，看看那座世界帝国，在具体的个人生命里，究竟是什么滋味。

历史没有注定。大运河和科举，都是被某一个人的贪婪或某一代人的耐心，从无数可能里硬拽出来的制度；它们成就了盛唐，也埋下了盛唐后来崩裂时那声巨响的伏笔。一座靠河与科焊起来的帝国，终究也要由一条河和一场考试的反噬，来检验它到底焊得有多牢。

一句话记住：隋唐的世界帝国，是运河把空间压扁、科举把人才拉直、胡汉融合把边界化开，三股力同时发力焊出来的——它从来不是"本来就该如此"。